教育、教学的真谛是爱，而不是威权、成绩之类的东西 | 张宪光

一位二十七八年前的学生发来微信，说看了《老师·好》，热泪盈眶；还说，我看了也会一直流泪的，因为我是一个感性的人，看了这个片子对自己的工作就更有成就感了。

我对此有些将信将疑，因为我很清楚那种电影会拍成什么样，怎样来制造泪点和笑点，况且也不会轻易流泪了。一天夜深的时候，我独自待在办公室，看了这个电影，却还是不知不觉流下泪来。我自己清楚，这泪主要不是流给这部槽点很多的电影，而是流给那些已经逝去的日子，那漫长的学习与教书生涯里的往事。

二十一岁那年，我从初中母校开始了教学生活，当时我的很多老师都还在那里任教，比如我很喜欢的教地理的裴老师、美丽的数学张老师、音乐孙老师等人，对我都很好。

学校位于一零四国道边上，进门便是一条铺满河沙的路，是由老师和学生们一起修筑的，两旁种满了冬青。路的南边是饭菜做得十分难吃的伙房，门前栽着一排高高的白杨，北面是操场，操场的中间是一个土堆，当地称之为堌堆。后来的考古发掘表明，那个土堆是西晋元康九年的古墓，留存有多块画像石。通常人们都认为靠近古墓不吉利，所以到上面去玩的人很少。操场向东，则是两排长长的教室，教室的前面还有一座假山。

学校当时刚刚投入使用，里外一新。学校的图书室没什么好书，我记得只是从里面借过井上靖的《孔子传》等少数几本书。读书的风气也不盛，能够考上师范或者其他中专，已经是等于有了铁饭碗，此外每年也会有七八个学生考进县一中。在那所学校最辉煌的事，便是有一年举行知识竞赛，我带着初三的几个学生去参加，初赛和决赛都得了全市第一名；当时的决赛是电视上的那种现场抢答，孩子们的表现真是棒极了。

也许是比较顺从和学业还行的缘故吧，我的学生时代还算幸运，几乎没有过罚站的经历，但我刚刚做老师的时候也像电影里的苗老师一样在班里说一不二。工作的第二年，我当了初三的班主任，更是有点“大权在握”的感觉，对学生不免有疾言厉色的时候，也曾像影片里的“苗霸天”那样让学生罚站——电影里让我不能接受的一个镜头，是苗宛秋老师用餐巾纸擦掉婷婷的口红，那种粗暴、蛮横的做法，是教师权力中心思想的一种表现。我没有干过同样的事，可是也有过类似的经历。那时候，每天早上六点左右出早操，有些学生起不来，我总是跑到宿舍门口吼上几嗓子，今天想来，那个腔调是很粗鄙的。

还记得班里有个学生学习不好，好逞能，调皮，不服管，说起话来像个小流氓，我曾经揪过他的耳朵，他一边叫一边说，老师你把我的耳朵弄痛了。许多事情都忘却了，这件事却每每浮上心来，说起来，我是欠他一个道歉的，也真的希望能有机会见到他，向他道歉。我还曾经怀有私心地批评过我班上的两个学生，不知道他们是否会觉察到。一个老师的权威不仅仅建立在他的知识结构与人生阅历上，也建立在他的社会身份上，而利用这种身份以及知识、阅历上的丰富性凌驾于学生之上是不道德的。这是我反省自己教学生涯的一个基本判断。

我在那所学校工作了五年，教的是社会发展简史以及公民课。今年刚刚联系上的同学告诉我，那些教室已经破败不堪，不能使用了，有的已经拆掉了。拆之前，他们几个同学一起去拍了照片，做了相册，算是为青春保留一些记忆的片段。对我而言，那时的生活是简单的，也是乏味的，每日只是上课、改作业、打球，过着一眼望到头的生活。回到家，与老父对坐，也是话不投机的时候居多。只有跟同事出去吃饭，喝羊肉汤，喝酒，才能找到一些教学之外的乐趣，因此离开几乎是唯一的选择。如今回想起来，竟也十分怀念那段时光，并不是自己有多好，生活有多好，那只是一段比较重要的生活经历，一种存在方式开始的地方而已。有位学生曾在我的一篇文章后面留言：老师，我们想念你，不知何时能相聚。让我感到惭愧的是，已经很久没有他们的消息了，在街上遇见也认不出来了，——但他们也许会认出我来。

此后人事流转，迁徙南北，颇尝了一点生活的辛酸滋味，于是以前读不懂的书突然有点懂了，不懂得的人事也突然懂了。最幸运的事，便是定居在上海这座城市，再次开始教书，先后教过中专生，教过最好中学的学生，也教过国际学校的学生。人到中年，似乎才慢慢磨去了一些暴戾之气，归于素朴。要感谢上海这座城市“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”和公平待人的精神，尤其要感谢我的学生们，感谢他们对我坏脾气的宽容，感谢他们偶尔出现的质疑，让我慢慢省察自我，渐渐懂得教育、教学的真谛是爱，而不是威权、成绩之类的东西。我相信这是一个相互建构的过程，你们用数不清的美好瞬间与偶然塑造着我，我也在竭尽所能帮助你们走出迷茫和迟疑。

另一件幸运的事，是我在十年前懵懵懂懂地闯入了国际教育这一块，让我对中文教学有了新的理解，大大扩展了我的眼界。那个时候是主张文本细读的，大抵是受了新批评理论的影响，而目前更新的教育理念则是将互文性理论、后结构主义以及法国哲学家们的权力理论引入到文本阅读与阐释中，关注全球性问题，注重国际情怀以及听、说、读、写、视看、演示、表演等多重能力的养成，试图与这个急剧变动的世界相适应。这些主张以及教学实践，一直也在塑造着我，使我与学生们一起成长。

在长达三十年的教学生涯中，我并不确切知道带给学生们的究竟是伤害多些，还是启发多些，我所记住的常常是一些他们带给我的美好的事。记得有一年上高三，下课的时候有个学生在楼梯口拦住我，说：老师，我给你带了一包香椿芽，山东老家的。原来那时在上郁达夫《故都的秋》，我说起南方的馒头都是伪馒头，用一个手指按下去就塌掉了，还津津有味地说起故乡的香椿芽如何好吃之类的话，那个学生家是山东淄博的，居然从老家叫人寄了一些来。

还记得我离开那所学校的时候，我所教的学生正是高二，第二年毕业的时候，全班三四十个人聚在一起请我一个人吃饭，那情景有些感人的，也有些沉重的，至今让我无法忘怀。

还有去年年底的时候，学生们偷偷给我买了一个蛋糕，给我过生日，蛋糕上还画了我的头像，写着我说过的话。我向来没有告诉过学生我的生日，也从来不曾把过生日当回事，但那真是一次难忘的生日课。

今年毕业的学生，把我过去几年说过的三百六十五句话写下来，印成小册子，在毕业典礼的那一天送给我，其中也包括了一些不好听的话。还有许许多多学生送给我贺卡，上面写着许多动人的话，有的是从南极、北极圈寄来的。时间虽然在流逝，有些学生也很久没有联系了，那些记忆是不会消失的。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。我个人认为，教育过程中教师也许曾经给学生一些知识，但学生反馈给我们的，实在要比那些多得多。在网络时代，获取知识的途径越来越多，如果还停留在传授知识的层次，做老师的日子恐怕不好过。

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老师，我想，所谓教学，简单说来就是一边教，一边学。所谓教，就是知行合一，教导他们如何找到独立的自我，建立自信并感受到学习的快乐，学习做事的方法，发展良好的品行，鼓励他们走出原生家庭的负面影响，引导他们认识并追求光明俊伟的人格；所谓学，就是既要学所教学科的知识和方法，学习如何认识社会与人生，同时也要向学生学习，学习他们的纯真、聪慧与创造力，学习如何爱他们，如何在爱中做些建设性的事情。

再说回到电影——《老师·好》是向老师致敬的片子，同时也在向青春致敬。不过，“致敬”云云，大抵是青春已逝的人才会想到的事，置身现场的人往往“鲜衣怒马”，年少轻狂，感觉不到青春的贵重。而老师是以陪伴青春为业的人，是青春的一种旁证。

本文刊2019年9月10日《文汇报 笔会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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